诗经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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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5

陈一平学术界关于中国诗歌自觉时代的认识往往裹挟在“魏晋文学自觉”的成说之中。

笔者以为,这一观点尚欠圆通。

应该说,早在先秦,中国诗歌便已实现伟大自觉,而《诗经》就是其主要标志。 一、华夏古歌之集成与西方相比,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发展形态,进入文明社会后,没有走上主客二分、工具理性独尊的道路,故诗性意绪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。

这就使中国古人对诗特别敏感,并较早地触摸到了诗的本质。 诗情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,这也是诗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最早成熟的根本原因。 商周两代构建成熟的汉字体系,是诗自觉的扎实根基。 汉字的源头可追溯到6000年前,至商周甲骨文,汉字体系宣告构建完成。 文字出现结束了口耳相传的谣歌阶段,升华诗性,拓展思维,敞显诗国繁荣一片新天。 汉字具有象形摹声,意绪互渗的功能,“写气图貌,既随物以宛转;属采附声,亦与心而徘徊”。 中国诗歌形成重视意象意境,追求平仄对仗、炼字锻句的民族特色,皆受惠于汉字的特质。 《诗经》是第一次文字形式的诗歌结集,完成了由谣到诗的历史转折。

上古部落歌唱不绝的口传诗作,是诗自觉的前期积淀。

文字产生前口传诗作通常称为歌谣,作为诗的原生态,既是人类对宇宙生命本真的体悟方式,也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,尤其可视作一方姹紫嫣红的始在家园。

从《弹歌》、《击壤》到《蜡辞》、《南风》,虽因其邈远而真伪难辨,但上古各部落有大量歌谣广泛流传则是不争的事实。

这些古歌的宇宙观念,生命意识,为后世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滋养;而讲究节奏韵律、整齐复沓的形式,又促进了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文体的成熟。 《诗经》正是原始诗歌经过漫长历史积淀的产物,是对古歌继承基础上的新变。

二、古代诗艺之典范《诗经》之前的原始歌大都与先民祭祀天地鬼神、祖宗社稷活动有关。

商周迭代带来了从神本到人本的文化大裂变,促使诗歌从原生态向文学态转型,逐步摆脱鬼神的桎梏,关注现实社会,关注人的感受,关注人的命运。

《诗经》中许多诗歌的作者抒发处在社会大裂变时期痛苦惶惑的心理感受,对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神提出怀疑和质问,与后来屈原《天问》如出一辙。 《诗经》开拓了一条由宗教信仰转变为人文理性的思考方向,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。

中国诗歌总体上是一种关注现世的诗歌,中国诗歌精神是一种人本精神。 这一特质正是由《诗经》确立的。

《诗经》作者开始认识到诗的文学特质,这是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同步的文学觉醒,既是诗性转型的标志,也是诗歌自觉的重要表现。 《诗经》遗存浓郁的远古风俗,传译鲜活的当世现实。 就时间而论,纵深远不止现今一般教科书所说的五百余年。 《诗经》飘溢着地域特征迥异的国风土调,交响出王朝泱泱气象的王畿雅音,就空间而论,范围超越了原始歌谣的部落局限。 《诗经》既有政治精英踌躇满志的激情迸发,又有仕途倦客的愁思怨叹,中国诗歌第一次真切细腻地披露士大夫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。 《诗经》既有歌者对外在世界的敏锐反应,又有诗人对自我内心的透彻审视。 听当朝权贵的权力话语,饮食男女的欢歌悲吟;阅人情百态,世事炎凉。

中国诗歌第一次独立的登台亮相就以其卓越表现力赢得满堂彩。 自此,诗人以抒情为主,骚客推风雅当家。

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赏,庙堂肃穆古乐与桑野荡情新声同奏,正是《诗经》确立了中国诗歌的这一特性。 从作品的角度看,《诗经》已是技艺精湛的诗歌艺术。

被称为中国诗歌“正体”的四言体式,由《诗经》定型,《诗经》成为后世四言诗的范本。

与音乐结合的重章叠句的格式,在《诗经》中已臻妙境,并直接影响后世的乐府、曲辞。

《诗经》风雅颂的体例,赋比兴的手法,叙事、抒情、描写结合的构思,丰富的作辞技巧,为中国诗歌艺术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。

至于《生民》写史实,《伐檀》诉怨愤,《节南山》讽时政,《关睢》、《蒹葭》述爱情,《小戎》、《东山》状战争,《七月》叙农事,《氓》哀弃妇,皆揭示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永恒的主题,其思想之深刻,艺术之成熟,堪称经典。

三、中国诗论之肇始我国诗论的两大支柱——言志说、缘情说,皆自《诗经》发端。

朱自清《诗言志辨》统计《诗经》有12处较明确提及作诗目的。

“维是褊心,是以为刺”(《葛屦》)、“夫也不良,歌以讯之”(《墓门》)云云,皆说明作诗目的是言志。 人们常引用《尚书·尧典》“诗言志”作为我国诗论开山的纲领。

但其成书当在《诗经》之后。 《左传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等著作中善于诗言志的论述,也应该说是对《诗经》的一种解读。 《诗经》中也可听到缘情说的先声。 《四牡》“是用作歌,将母来谂”、《四月》“君子作歌,维以告哀”,已表达了作诗抒情的观点。

由于儒家诗学强调言志,故《诗经》作诗抒情的观念隐而不彰。 而后屈原《离骚》的发愤抒情、陆机《文赋》明确提出“诗缘情而绮靡”,皆与《诗经》一脉相承。

《诗经》的诗歌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儒家诗论。 孔子诗学的基本内容大都与《诗经》有关。 不论是《论语》所记载的“不学诗无以言”、兴观群怨、“思无邪”,还是楚简《诗论》的“诗亡隐志,乐亡隐情”,都可说明孔子是在学习、研究、整理《诗经》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。

没有《诗经》,也就没有孔子诗论。

甚至可以说,没有《诗经》,也就没有中国古代诗论。 总之,《诗经》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诗歌的性质、基本形态、诗歌观念和发展方向,甚至成为中国诗歌艺术不可逾越的高峰。

《诗经》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。 我们指出这一点,既是对诗歌史的重新标定,也是对中国诗歌深层研究的自我鞭策。

(作者单位:华南师范大学)文章来源:广西大学雨无声网站。